我父亲讲这一段的时候，几乎是一气呵成的，语言和顺序上没有打嗝。他讲过八次还是十次，我记不清了。但我记得他第一次讲的那个时候和最后一次。

夏日，月上中天，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小饭桌前，祖母已经点燃了蒿草编制的捻子。月光下的天异常干净，蒿草燃起来以后的蓝灰色气体在我们中间，让整个故事罩上一层神秘。那是第一次。

他讲最后一次我也是记得的。那时候我已经成家，父亲也已年迈，他在我们的呵斥下停下了他干了十年的修自行车的行当，无奈而无聊地回到家中。那会儿他的听力已经受损，但还没有严重到我们需大声吼着跟他说话的地步。正常的讲话，他支楞起耳朵就能听到。

我得感谢父亲的耳朵，它教会了我感受支楞这个词儿。我非常清晰地注意到，我们的嘴唇在发出声音的时候，父亲的耳朵很快支楞起来了，就像一头豹子嗅到了猎物一样的敏捷。后来的岁月中，父亲的耳朵慢慢地支楞不起来了，像一头对猎物失去了嗅觉的野兽一样软软地耷拉着，这是他的悲哀。我只是在自己也对某些东西失去应有的反应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。

父亲讲过很多故事，无一不是他少年时生活的场景，逃难是其中的一个。许多故事我忘记了，能记住逃难，是其中的几个细节被父亲描绘得极其生动，我听得饶有兴致。几十年以后我在异乡，写这段故事，父亲就像坐在我对面，支楞着耳朵，宛如一头小豹子。

（上）

逃难是战争年代的一个通用词，不是我们那儿的发明。我大爷爷是我本家爷，在血缘上和我爷爷属于亲叔伯的排序，他是我们村那个时候接受过学堂教育的少数几个成功人士之一，所以，家里的好多事由他做主说了算。当然，我爷爷也进过学堂，不过由于家境贫困，我爷爷的书包被我太奶奶早早塞进了躺柜，拿起放牛的鞭子。

我大爷爷是从学堂出来进了城，他在城里做过官，他做的官有多大，他自己含糊其辞，轮到家里人讲的时候就更加含糊其辞了。外面的多数事情，村人都会请教大爷爷。像日本人进村，大爷爷有个比较通俗的比喻是，战争一旦起来，谁也逃不脱。村里的人听了大爷爷的话，早早都做好了逃难的准备，铺盖打成一捆，里面有油布，毡子，席片，盖窝（被子），没有枕头，女人们把穿的胡乱塞进包袱可以当枕头，再就是蒸好的馍了，吃最重要。

那时候很少有人家拿得出白面馍，一般人家是窝头，再次一点的人家是掺了糠的窝头，还有每家每户都带着一个水罐子，坛子里存放了几年的老咸菜疙瘩。逃难嘛，许多人要聚在一起的，太寒酸的吃食拿不出手，所以，一提到逃难，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使出浑身解数，把馍蒸得好看。我奶奶当时快要临盆了，她肚子里有我三姑，不过当时谁也猜不出来。

铺的盖的好不好能凑合过去，起码不挡人的眼，吃的打不了马虎眼，好吃不好吃是胃的事，能忍过去，好看不好看是面子上的事，躲不过去的。

我们家那天的馍应该是我爷爷蒸的，虽然我在和我爷爷生活的几年里，他从未蒸过馍之类的食品，他只是在搓红面或莜面鱼鱼的时候，用手一根一根搓出和筷子长短粗细差不多像绳子一样的东西。

但当时的情况是，我大姑早已嫁进城里，我二姑大约十一岁，从她成年以后的身高衡量，十一岁时候的个头和锅台差不多高，所以她去蒸一大锅窝头的可能性比较小。我父亲比我二姑小两岁，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我爷爷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。

我奶奶体态臃肿地躺在烧得热乎的炕上，立过秋的天气不会很热，但奶奶是个胖子，而且即将临盆了。我大爷爷亲自跑来报告了日本人要来村里扫荡的消息，其实大爷爷不说，村子里已经炸开锅了。有骡子有车的人家，已经在牲口的身上装了满满的草料袋，狗被人来回乱走的脚步声激怒了，吠一会儿歇一歇，再吠。鸡在蹿墙，被人追得鸡毛飞了一院子。

小孩子们开始兴奋了，他们要和大人一起去住山洞，住多久不知道，这个无法预期的事件让他们兴奋不已，他们几乎是挨家挨户趴门看着，看哪家的车套好了没有，车上堆了多少东西。

我爷爷开始收拾东西，家里没有牲口，东西不能多带，几个包袱一下子就塞满了。只有炕上的奶奶是个累赘。